情爱观是一个历史概念，它随历史变化而变化。中国人传统的情爱观以家族为重心，讲究“父母之命”、“媒妁之言”。婚姻双方的幸福或者个人感受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维护家族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子嗣传承，所以要讲“门当户对”，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，要能为家族利益牺牲个人利益。 
　　我们在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、巴金的《家》等小说中都可以见到这一点。这种“家族爱”式情爱观念维护了传统华人社会特殊的稳定结构，也可说是华人重要优势文化传统。它强调婚姻的“责任”和“义务”，强调“子嗣”的重要性，强调婚姻双方的忠诚等等；反观当今，只恋爱不结婚，或者婚后不愿意生育，婚外恋、高离婚率等，我们大致可以理会华人传统情爱观的长处。
　　 “浪漫爱”是上个世纪初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产物，它以男女双方感情的契合为目标，追求情感上的高峰体验，生活责任和道德义务反在其次，有时候这种爱甚至不以结婚为目标。
　　　 郁达夫可说是个代表，他喊出了这样的心声：“知识我也不要，名誉我也不要，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，一副白热的心肠!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!从同情生出来的爱情!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!”
　　　 “五四”女作家冯沅君在小说《旅行》中这样说道：“我们又觉得很骄傲，我们不客气地以全车中最尊贵的人自命。他们那些人不尽是举止粗野，毫不文雅，其中也有很阔气的，而他们所以仆仆风尘的目的是要完成他们名利的使命，我们的目的却是要完成爱的使命。”男女主人公把“我们”和“他们”区别开来，爱使人高贵，使人骄傲，拥有爱情就拥有人的一切尊严，为了维护这种爱的精神性，他们在旅馆共居一室，却坚持不发生肉体关系。
　　 浪漫爱要求感情的浓度和强度，要求将爱看得高于事业、高于金钱、高于地位、高于学识，尤其是高于自我，而极至则是高于生命。